亚当·斯密：伟大而又平凡的一生
单亲家庭、体弱多病、终身未婚、勤勉好学、完美主义……或许你很难想象，这些词汇是用来形容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1723年，亚当·斯密出生于苏格兰的一个小镇——柯科迪（Kirkcaldy）。这一时期，正是苏格兰思想史上成就斐然的一个时代。
在斯密出生时，大卫·休谟12岁，已经开始了在爱丁堡大学的求学生涯。试图驳斥休谟怀疑论的哲学家托马斯·里德，出生于1710年，当时已是阿伯丁大学马利夏尔学院的一名学生。其他同一时代的著名学者还有：评论家休·布莱尔出生于1718年；地质学家詹姆斯·赫顿出生于1726年；建筑学家罗伯特·亚当，化学家约瑟夫·布莱克，以及解剖学家约翰·亨特则都出生于1728年。
1.60多年母爱相伴
斯密出生伊始，并未受到命运格外的垂青，因为他的父亲在他出生前五个月就去世了。令人庆幸的是，老亚当·斯密已经拥有了相当可观的可供他支配的收入及财产，这样即使他逝世后，他的遗孀和继承人也都能够得到很好的照顾。
斯密在幼年就已患上让他终生遭罪的腹绞痛，在《道德情操论》中有一句相关的描写："没有疼痛比这更剧烈了"，这或许就反映了斯密幼时多病，以及后来身体状况不佳的一种感受。三岁时，亚当·斯密曾被一群过路的吉卜赛人掳走。
一群过路的吉卜赛人偷了这个孩子，孩子的母亲一直找不到他。忽然有一位绅士说他在几英里外碰见了一个吉卜赛女人背着一个可怜的孩子。巡警立刻出发……他们在莱斯利森林找到了那个吉卜赛女人。女人一见到巡警就把孩子扔下逃跑了，最后孩子被带回了母亲身边。
斯密非凡的母亲玛格丽特·道格拉斯是一位持有坚定宗教信仰的杰出女性，她将年幼体弱多病的斯密一手带大，并鼓励他成为一位杰出的学者。她与儿子结成的亲密关系在斯密67年的人生中一直持续了61年，直到1784年她去世于爱丁堡的家中。斯密曾对他的出版商威廉·斯特拉恩说：
虽然一个人活到90岁高龄去世，无疑是最符合自然规律的，我也可以有所预见并为此做好准备，但我必须对您说（就像我对其他人说过的那样），即便是在这个时候，我也不禁感到，与一个在任何时候都肯定比其他人更加爱我、我在任何时候对她的爱和尊敬都要超过其他人的人的分离，对我是一种无比沉重的打击。
在斯密母亲长寿的一生中，她一直让终身未婚的斯密享有了一种安稳的家庭生活。
2.难忘恩师哈奇森
1731年，斯密开始在柯科迪市镇学校接受教育，并受益于柯科迪所采用的全国性教育体系。据斯密自己在《国富论》中的叙述，这一全国性的教育体系最基础的部分就是那些"小学校"的建立，这些"小学校"教会了"几乎所有普通人都能够阅读，并使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能写会算"。
1737年，斯密14岁时，前往格拉斯哥大学就读。格拉斯哥为少年斯密所展现的是远非柯科迪所能比肩的一种城市生活，毫无疑问这样的一种环境，使得斯密在理解伦理学、地方政治和欣欣向荣的经济活动方面获益颇丰。
格拉斯哥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基督教中心，早在公元560年，就由圣蒙戈（St Mungo）或肯蒂格恩（Kentigern)宣布成立。到十七、十八世纪，格拉斯哥通过其市场经济，以及为克莱德谷（Clydesdale)地区提供物流分发服务而开始繁荣昌盛。
格拉斯哥大学的求学经历对斯密影响颇深，最重要的人物无疑是斯密的恩师——伦理学教授弗兰西斯·哈奇森。这从1787年斯密在接受格拉斯哥大学名誉校长一职时，发表的一番赞美之词中可见一斑。他将伦理哲学教授一席赞为"永远难忘的哈奇森博士用他自己的能力和美德为这一席位做了最为充分的注解"。
弗兰西斯·哈奇森研究的主题包括形而上学、逻辑和伦理学，但他的重要性几乎全在于他的伦理学著作。他的伦理学立场是强烈地反对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霍布斯认为，处于自然状态的人永远都在进行"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他的名言是，人生"孤独、贫穷、污秽、野蛮而又短暂"，只有通过社会契约才能拯救这场战争中的人。哈奇森反对这种关于人性动机的悲观主义和狭隘观念，其认为，人类的关键属性是社交性，这并非源于对世俗权力或是对上帝的恐惧，而是人性内在的本质。
人的社交性这一概念贯穿了哈奇森的所有著作，并使其著作形成了一个体系，而该体系中的另外一个核心概念便是"道德感"。哈奇森在《论美与德性观念的起源》中提出了他的道德感知理论。他主张人类具有一种固有的道德感知能力，或者说道德感觉，使得我们能够感知到道德和美的事物。
我们有一个内在的美的感官和相类似的道德感官，前者负责对我们思考对象的"规律、秩序、和谐"做出回应，而后者则由"具有德性的理性主体的情感、行为或个性"所激活。
在这一系列的论证中，哈奇森加入了神学的要素，将美学和伦理学联接在了一起。他详细说明了"造物主"（"Author of Nature"）"赋予了美德惹人怜爱的形式，以刺激我们去追求美德；也赋予了我们强烈的正面情感取向，以让我们成为每个具有德性的行为的发起者"。他进一步提出，我们对美和道德的欣赏并非来自于理性的分析，而是一种直接的、不经过思考的情感反应；道德感导致了"为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幸福的行动是最好的"的判断。
正如杜格尔·斯图尔特所言，斯密作为哈奇森的学生并深受他的学说的激励，从年轻时候起就已将自己的研究系统地指向了"对人类幸福最为重要的对象"。哈奇森对于人的道德观念运作过程细致入微的分析更让亚当·斯密意识到，对于人的社交性和社会本身的研究，必须从反映于日常生活的人的社会互动过程开始，而且应当不断地回顾有关公正性、政治义务和道德观念的问题，它们是公民社会生活能力所不可或缺的。
3. 躬耕学术之路
斯密对自己的学术要求极高，其一生中把仅有的两部公开出版作品反复修订，直到死前三个月，自己无力再改。死前，嘱咐朋友和学生当着自己的面把大量自己不满意的手稿付之一炬。
斯密面对着年高体弱带来的各种不确定性时，于1788年3月15日写过下面一句话：
我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我想，就是让我已出版的那些[作品]，能在我身后处于最好最完美的状态。
六年牛津时光
1740年6月6日，斯密获得了第一笔斯内尔奖学金，并于当年7月4日进入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就读。然而，斯密认为牛津大学所展现的大学教育落伍了，教学上松散，研究生产力低迷，且不具有创新精神。
比如，他们丝毫没有提供由洛克和牛顿所发展的新哲学和科学方面的课程，而在更为贫穷的大学，如格拉斯哥大学，却都开设了这些科程，在这些大学更多的注意力被放在了满足社会当下的兴趣和需求上。
斯密认为产生上述现象的根源是牛津大学通过特权，而非实力享有了富裕。当然，看到一所古老的大学处于"堕落"状态，对斯密而言是一个宝贵的、尽管可能也是令人悲伤的教训，这一经历也使他看到了在人类机构中，竞争和机会对激发人类进取心的重要性。
无论如何，牛津大学为斯密提供了六年专心阅读的机会，并使他摆脱了对自己的苏格兰口音和苏格兰方言的焦虑。这一时期，斯密坚定地致力于学术研究，甚至到了危害自己健康的程度。他于1743年11月写信告诉他的母亲：
我刚刚从一种严重的懒惰中恢复过来，我已经被懒惰钉在扶手椅上3个月了。
两部皇皇巨著
1746年秋，离开牛津大学后，斯密回到了苏格兰，当时企图武力复辟斯图亚特皇室而引发的内战正处于最后阶段。内战结束后的1748年，斯密获得了一个机会，成了爱丁堡大学的一名编制外的教师，教授修辞学和文学。1751年10月，斯密前往格拉斯哥大学，担任了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教授。1752年4月，斯密成为道德哲学教授。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一书，使斯密获得了广泛名声。1762年，格拉斯大学授予斯密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1763年11月，斯密从格拉斯哥大学离职。1764年1月，他前往伦敦与当时18岁的学生巴克勒公爵会合，担任其游学导师，一起前往法国。在接下来的三年游学时间里，斯密认识了许多知识份子的精英，尤其重要的是弗朗索瓦·魁奈—重农主义学派的领导人，斯密极为尊重他的理论。
在回到柯科迪后，斯密在接下来10年时间里专注于撰写他的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又称为《国富论》，并在1776年出版。这本书备受推崇并且被普遍流传，斯密也随之声名大噪。
值得注意的是，牛顿研究范式对斯密的影响颇深。斯密后来在他的修辞学讲义中阐述了这一方法，并与亚里士多德的做法作了区别。
我们或者可以像亚里士多德那样，依照各知识分支碰巧出现的顺序，赋予每种现象一个（通常是新的）解释原则；或者用牛顿的……方式，我们一开始先设下某些已知的或已被证明了的原则，从这些原则出发我们解释几种现象，并将这些现象链接成一根链条。……后一种方式……无疑是最具有哲学性的，而在每一门科学中，无论是伦理学还是自然哲学，或其他任何科学，后一种方式都远远地更为具有创造性，因此也比前一种方式更吸引人。看到我们认为最难解释的现象竟然可以从某条原则（通常是众所周知的某条原则）演绎而来，并被统一成一条链条是令人愉悦的……
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沿用了这种方法。但这是呈现结果的方法，而不是发现结果的方法。用牛顿的学生科林·麦克劳林的话说，牛顿提出：
我们应该从现象或表征出发，研究自然界中运作的力量或原因。我们的研究从追寻特定的原因出发，推演到更一般的原因，直到找到最普遍的原因。
通过归纳法得到的结论应该被认为是有待进一步的数据修正的真实结论，因此科学家应始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例外情况或更有力的证据保持开放态度。这不是几何证明的封闭世界，而是现代科学探究的临时的、假设的世界。
与大卫·休谟的友谊
大约在1750年，斯密遇到了休谟，获得了他在生命中知识方面最重要的友谊。休谟比斯密大12岁，这两个人未来很少生活在同一个地方。尽管如此，他们从一开始就关系密切，在知识上互相尊重，并且关系不断加深。到1776年休谟去世时，他们互相称呼对方为"我最亲爱的朋友"。
斯密在许多方面都继承了休谟的思想，他追寻休谟的因果论观点，坚持认为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作为自然规律的那些"看不见的链条"；他赞同休谟的政府和政治理论，政府的主要职责是主持正义并保护臣民的生命和财产 。
4.小结
斯密在《国富论》中讨论了一个基础性问题，即人们通过文化和市场交换来追求个人利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产生经济增长和社会效益。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标志着经济学开始走向成熟。而正是这个问题上，斯密保证了他不朽的地位。
后来死神和赫尔墨斯在极乐世界互相吹牛，要把地球上最宝贵的东西带到这里比一比，赫尔墨斯从斯密书架上偷了《国富论》，而死神赢了这场比试——他带来了斯密本人。